2018年已经接近尾声，2019已经向我们走来。这个时点再来回顾这一年，整个中国金融体系可谓风云变幻，跌宕起伏。

金融监管体系方面，五年一次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务院层面成立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部委层面按照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组建“中国银保监会”，金融监管架构由原来的“一行三会”调整为“一委一行两会”的格局。在地方层面，监管力量扩充，各地金融办监管职权落到实处，纷纷升格为金融局。上半年，在监管架构改革的过程中，经济去杠杆、金融严监管等工作稳步推进。

但行至年中，“去杠杆”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给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造成了较大负面影响，股市、债市、汇率等大幅波动。国内方面，民企融资困境凸显；部分中小银行不良贷款快速攀升；债券违约总额超过历年总和；资本市场上大量股票质押爆仓；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一地鸡毛”。

在各种风险逐步水落石出的严峻形势下，宏观政策出现了一定的转向。经济去杠杆力度减弱，货币政策由年初的“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转变为“要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

严监管政策也逐步松绑，更加注重政策的力度和节奏。通过对银保监会一年以来出台的政策梳理也不难发现，上半年政策出台更为密集，且多为规范银行保险业金融机构违规性质的。而进入三季度以来，政策出台的频率降低，内容多为业务的许可和试点。

由于形势和政策突然转向，加上宏观经济下滑压力大，不少金融机构负责人均表示，贷款和投资投向陷入迷茫。有银行高管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今天总体资金面和信贷额度都是偏宽松的，为何会出现信用传导不畅，民企等融资困难，主要是风险太高，银行很难找到符合风险偏好又收益尚可的资产。”

展望2019年，经济金融形势仍不容乐观。有预计，银行不良贷款特别是部分中小银行风险暴露会更充分，债券违约状况与今年持平或者略好，部分优质民企融资状况改善，但总体仍困难。财政政策料将更加积极作为，不过减税力度加大后，空间有限。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传导方面略有改善。监管架构稳定后，预计更加注重前期政策的落地，总体严监管不会再加码。地方政府债务化解将更加市场化，房地产限购限贷部分地区会出现松动，今年年末已有几个地级市进行了试探。

监管架构大调整

每5年一届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总要对金融体系的下一步作出顶层设计，2017年7月14-1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也不例外。

这次会议对金融风险已有较为科学的预判，并提出“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金融安全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会上还提出要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金稳委）。

2017年12月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总体经济形势判断较为乐观。货币政策方面，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管住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货币信贷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

进入2018年3月份，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落地，金融监管体系方面，保留证监会，银监会和保监会职责整合，组建“中国银保监会”，中央金融监管架构由原来“一行三会”变为“一委一行两会”。

随着金融业态的丰富，此前的分业监管模式饱受诟病。例如，监管标准不统一，导致监管套利；监管缺乏穿透性，“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对用债务资金做股权投资等高风险行为难以抑制；一些金融业态处于监管盲区，没有人管，出了事才被迫补救；监管部门之间信息沟通不畅，使重要决策缺乏依据；部分监管职能重叠，导致冲突、扯皮和政策信号不一等。

3月13日上午，国务王委员就机构改革方案作说明时表示，两会合并的目的是“解决现行体制存在的监管职责不清晰、交叉监管和监管空白等问题，强化综合监管，优化监管资源配置，更好统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监管”。

本次改革的重头戏就是银保监的合并。改革的大幕开启后，北京市西城区的金融街将不再区分“15号”和“甲15号”，坐落于此的鑫茂大厦南北楼也即将打通。金融街15号鑫茂大厦，其北楼正是保监会办公地点，而紧挨着的南楼就是银监会办公楼。当时还有金融机构人士调侃，“当初建楼时就很有预见性”。这也是2003年，银监会成立，金融分业监管架构确立以来的首次大变革。

2018年8月23日，银保监会内部下发的“三定”方案被媒体爆出。银保监会的部门最终合并为26个职能部门和一个机关党委。原银监会和原保监会的部门中，既有撤销，也有合并和新设，负责银行业和保险业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的部门，则大多数得到保留，同时新设重大风险与案件处置办/局和股权与公司治理部。

银保监会内设部门及负责人确定后，派出机构的改革也加推进。2018年10月18日银保监会宣布36个银保监局筹备组的负责人名单，分支机构的筹备快速推进。两个月后的12月17日上午10点，银保监会下辖的36个省银保监局统一挂牌，年末的几天，各分局也陆续挂牌。至此，银保监会机构合并任务基本完成。

另一项重要的改革就是地方金融系统。10月以来，各地开始紧锣密鼓地挂牌成立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并加挂地方金融办牌子，这一变化意味着金融局监管职能落到实处，“7+4”类机构被划归金融局监管，具体包括小贷公司、担保公司、区域性股权市场、典当行、融资租赁公司、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由中央监管部门制定规则，地方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监管。对“投资公司、开展信用互助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社会众筹机构、地方各类交易场所”这四类机构，强化地方金融监管，提高准入门槛，严格限定经营范围。

去杠杆与民企冲击波

在金融监管架构改革的同时，中国经济“去杠杆”也衔枚疾进。

央行报告也承认，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截至2017年末，中国宏观杠杆率为248.9%。中国宏观杠杆率高主要体现在非金融企业部门，非金融企业中，又以国企杠杆率最高。

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行以来，也曾数次提出要降低杠杆率。在防范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攻坚战中，去杠杆也是题中之意。政策的初衷是要尽快把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降下来。不过实际操作中，最先倒下的是民企。

国研中心王副主任近日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时也表示，在去杠杆方面，由于采取的政策力度比较大，短期形成了政策的叠加效应，对金融市场形成了一定冲击，特别是规范表外业务和非标产品，造成民企短期融资难。

4月27日，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联合出台业内关注已久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业内简称“资管新规”），统一了监管标准，消除了套利的空间，要求资管产品不得层层嵌套等。

民营企业非标融资有一定影响，而在债券市场，也因为违约增加等因素，发债陷入冰封。资本市场也因持续的波动，大股东股票质押出现爆仓。一时间，民企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

一家企业资产超过千亿的民营企业家李先生曾在今年8月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创业15年以来，对我来说，最痛苦的就是现在：银行抽贷款、债券发不出来、地方政府爱莫能助，现在公司上下都在全力筹资。”

今年上半年，由于资金面紧张叠加民企违约潮，民企发债遭遇寒冬。相关数据显示，今年5月民企净融资额为-131.12亿元；6月净融资额仅微增188.47亿元，较去年的576.00亿元大幅减少；7月民企净融资额又转为负值，为-205.66亿元。

已经发生多只债券违约的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先生也曾向记者透露，受去杠杆等宏观因素的影响，民企发债遇到一定困难，且银行抽贷也很严重。从2017年12月以来，该公司被银行抽贷超过80亿。“有的银行什么手续都签好了，还了就没有了”。

风险“水落石出”

除了民企融资困境带来风险，作为防控金融风险攻坚战的第一年，2018年注定是不平静的一年。

央行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中也表示，中国经济金融体系中多年累积的周期性、体制机制性矛盾和风险正在水落石出，经济运行中结构性矛盾仍较突出。调整体制机制性因素需要一个过程，化解潜在的风险隐患需要付出一定成本，任务依然艰巨。

说到金融风险，大家最常说的是出其不意的“黑天鹅”和熟视无睹的“灰犀牛”。如果说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是“黑天鹅”的话，信用风险的集中暴露才是我们更应重视的“灰犀牛”。

某信托公司风控总监曾在21世纪经济报道近期举办的一次闭门交流中表示，“临近2018年底的时候，我们回顾了一下，今年感觉是黑天鹅满天飞，灰犀牛到处跑。我们做风控的感觉是非常痛苦的”。

3月23日，特朗普签署总统备忘录，将对中国部分进口商品加税。2018年6月15日，美国政府发布了加征关税的商品清单，将对从中国进口的约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的关税。中国同时宣布同样的方式进行报复。

经历一个周末后，中国股市迅速反应。6月19日，沪指跌破3000点，下挫3.78%。创业板指则创下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以来的最低点——1547点，跌幅达到5.76%。当天再度出现“千股跌停”情形。

伴随着中美贸易谈判的进展，A股也一直阴郁。十一长假后，A 股市场快速下跌，甚至跌破2500点大关，罕见地出现了四大金融高官集体喊话的状况。10月19日盘前，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证监会主席刘士余、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态引导预期。当日下午开盘之际，分管金融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再表态引导预期。

12月28日是2018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时全年下跌24.59%，创业板指数下跌28.65%。股指创新低，债市违约也创了新高。

2018年，全年发生债券违约118只，违约金额合计1154亿，超过了历年债券违约总额。债券市场第一只违约公募债券发生在2014年3月的11超日债，而从2014年到2017年，四年累计发生违约债券122只，涉及金额860亿。

某股份制银行投行部副总经理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17年我们面对的问题主要是市场风险，当时我们觉得没有比市场风险更可怕的东西。但是进入2018年，我们又看到了一些新的东西，就是信用风险”。

官方公布的银行不良贷款状况总体平稳，但一些小型农商行，由于监管部门要求将90天以上逾期都纳入不良贷款统计等因素，不良快速飙升。

调整与稳杠杆

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迅速变化，一些监管政策有所调整，去杠杆力度也变得温和。比如，通过对比“资管新规”出台及后续配套政策的落地，可以看出监管政策有所调整。7月23日，几部委再次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明确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指导意见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了理财可以在限额内投资非标产品，过渡期可以发行老产品投资新资产，且其他关于流动性管理等多项规定均有所放松。

9月28日，银保监会发布的“理财新规”，进一步明确理财可以通过公募基金投资股市，到后来的理财子公司管理办法，明确产品可以直接投资股市，对于购买门槛不再设置限制。12月末，已有建行、中行两家理财子公司迅速落地。

在去杠杆的政策上，也更加注意呵护民企。2018年8月，发改委、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国资委发布的《2018年降低企业杠杆率工作要点》提出要“充分发挥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制作用。”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强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的指导意见》，对于国企降低资产负债率提出具体的目标。明确推动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到2020年年末比2017年年末降低2个百分点左右。

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也被看作是降低企业负债率的一大利器。不过，债转股业务曾出现签约多、落地少的问题，原因常常被归咎于资金短缺和期限的不匹配。6月24日，央行宣布定向降准，拟释放7000亿元资金规模。其中，5000亿元用于支持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项目，同时撬动相同规模的社会资金参与。

央行近日召开的第四季度货币政策委员会例会上也表示，“宏观杠杆率趋于稳定”，并提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紧适度，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保持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这也被普遍解读为2019年货币政策将更加宽松。

四季度以来，民企融资问题受到空前重视。中央召开民企座谈会，国务院、相关部委到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先后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加大民企融资力度，化解股票质押风险。此后，以央行行长易纲提出的“三支箭”和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提出的“一二五”目标为代表，银行保险等金融机构积极行动，纾困民企。这也意味着未来结构性去杠杆的过程中，民企将不再会被误伤，一些优质民企融资状况将获得改善。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先生在12月26日《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8》发布会上这样表示：“从单纯去杠杆，到结构性去杠杆，再到稳杠杆，然后回到结构性去杠杆，中国去杠杆政策已渐趋稳健、理性、协调。”